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，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入新常态以来，经济政策总是在“稳增长”和“调结构”之间摇摆。如果把调结构放在前面，就要容许比较低的增长和增长波动，痛下决心调整结构。但在决策者那里，稳增长和调结构都很重要。尽管从理论上说，两者并不矛盾，但在实践层面，两者往往出现问题。结果，一些时候或者一些领域，政府******各种政策来刺激增长；但在另一些时候，政府又倾向于******结构调整的政策，两类政策经常出现矛盾。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到今天，人们对“供给侧改革”的概念基本上有了共识，那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结构的调整。但是，这个共识似乎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。前段时间，有权威人士强调中国经济的“L”型增长。但是，这个底部有多低呢？底部是否能够稳定？如果底部一直往下掉，并且不能稳定下来，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了。各方重新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，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。

　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？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，做了指导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纲领。三中全会的宗旨，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，政府起更好的作用。在具体政策决定和实施过程中，有没有偏离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向？“供给侧改革”界定了五项主要内容，包括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，在实践层面，这些改革内容有没有实施下去呢？

　　这五项内容，基本上可以合并成两大项。其中“去产能”和“去库存”在本质上说是同一件事情，而“去杠杆、去成本、补短板”从本质上说也是同一件事情，即都是要进行体制改革。

　　一些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所出现的弊端显而易见。就前两项来说，实际政策有两方面，第一是要关掉一些企业，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来关闭产能过剩企业。第二是寻找产能输出的办法，主要表现为“一带一路”。前者是减少供给，后者是寻找新的需求。这两项很正确，但问题在于“城镇化”的概念怎么就消失了呢？城镇化是“去产能”的最有效方式。今天很多领域的产能，是过去大规模城镇化的产物。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也是一直强调把城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支点的。为什么现在就不再强调能够去掉大量产能的城镇化了呢？

　　内部消化产能更安全

　　问题在于城镇化的方式没有转型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乐意盖大楼、造鬼城，但对其他方面的城镇化要不缺失知识，要不缺失动力。尽管一直在强调新型城镇化，但不知道什么叫新型。实际上，从一些城镇化非常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，这并不难，就是要把城镇化置于经济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。

　　无论是质量经济还是新型城镇化，都需要新的基础设施。中国大都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是低质量的。例如很多城市一下大雨就成灾，因此需要大修（地下）水道。大部分城市没有完整的停车设施，整个城市变成停车场，因此，每一个街区、每一个小区都可以造停车场。中国也需要发展医疗养老产业，随着老龄化，需要建设更多的老人院。中国也需要体育设施。生育政策的变化也会提高对幼儿园的需求。这些例子说明城市化和城市建设都需要用大量的钢筋水泥，能够去掉大量的产能，并且也是城市升级所必需的。为什么不去做？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去产能的唯一途径。内部消化产能实际上要比外部（“一带一路”）要容易安全得多。因为外部消化涉及国际政治，很多因素根本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。中国仍然存在着消化产能的空间，问题是没有人去做。如果这些事情做起来，就会形成新一波的内部投资潮，既保证经济增长，又提升经济和城市的质量。

　　农村也有巨量的发展和投资空间。第一代农民工差不多已经过去，第二代、第三代农民工开始成长。如果土地产权制度不变，中国很难消化农民工。这不仅因为城市本身的困难，也有来自二代农民工的抵制，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农民户口。他们大多出身、生长在城市，习惯于城市生活，要他们回头去过他们父母辈曾经过的农村生活已经不可能。但是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差，没有公共的卫生、取暖、供水、垃圾处理等设施。因此，农民自己来做，一家一户的卫生设施、取暖、供水等等，导致了农村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。这需要政府来协调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消耗产能，但这方面各级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。